“中庸之道”到底是什么？ 　　

　　孙先生在谈到五粮液提炼并宣扬的“中庸和谐”之时，对“中庸”做了如下解释，“‘中庸’是什么？是谨守礼制，不偏不倚，在人们印象中多有保守、低调、世故、圆滑、不思进取、不敢领先之嫌疑”，以此推断五粮液被赋予儒家文化是不合适的。 　　

　　我认为，长久以来我们对儒家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“中庸之道”的理解有失偏颇，还有待于人们更好的研究和理解。这一点上，我赞同马千里先生的观点，他在《论语的管理智慧》一书中对“中庸”有个简单的解释，就是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”，正所谓“义与之比”。义，道义，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就是适宜的，此为义。比，参照、对比。这就是说，对待事物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，即是否符合道义，符合道义的就是合适的，就符合中庸的追求。也就是说中庸绝对不是折中主义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。这和孙先生理解的“中庸”有着太大的出入。 　　

　　只要真的留心读过《论语》的人，都会觉得孔子有一个似乎传奇色彩的人生。孔子一生一直在努力求仕的道路上寻找一个同道的明君，以图实现他推行大道的理想，到晚年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，这样一个积极的人，怎么会是一个“保守”、“世故”、“不思进取”，“不敢领先”的人呢？相反，孔子“知其不可而行之”的执著、“当仁不让”的气节是与“保守”、“世故”格格不入的。 　

　　所以，中庸之道非但不是和稀泥、骑墙派，反而正是严格遵循原则的表现，这个原则就是“义”。否则，我们就无法理解“舍生取义”竟然是儒家的思想了。有个可以为了“义”而舍弃生命的人，更像是激进派，而不可能是“世故、圆滑”。 　　

　　“儒家文化”真的离一般消费者很远吗？ 　　

　　孙先生说，“‘儒家文化’不是一般消费者能张口即来的，应该是有些文化知识的人”，说“文化人不好惹”等，这正是把文化与实际相剥离的观点，显然把儒家文化当成了文化人的专利。 　　　

　　我们现在谈着的“文化”，与读书、写字的“文化”是两个概念，是历史形成下的文化积累。易中天教授说，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有着非常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影响，而并仅限于文化人。 　　

　　“文化人”可能更多从书本获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而普通老百姓却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戏剧、传说，尤其是言传身教而传承儒家的处世哲学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这些儒家的基本思想，即便没有读过书的山区老百姓，也会当作为人原则。中国人在不自主地运用了儒家文化最基本的内容，这正是说明“儒家文化”在世代的流传中，已经和中国人的血脉融为一体，并且因此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道德体系。这种我们默默在遵循的东西，不正是源于“儒家文化”吗？没有这种道德形成的默默中的力量，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？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，不用“张口即来”，却已经深入民心根深蒂固，“儒家文化”和我们的距离，在每个人心中自会有一个尺度去衡量。 　　

　　儒家文化的形成存在一定特殊的历史背景，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着变化，这里面不乏被扭曲和误解，至今看来“儒学”确实有很多不被现代社会认可的糟粕。所以马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，总是把儒学和孔学做以分离。实际上，真正被社会接受和遵守的往往是孔学的基本理念。这个接受程度，其实已经带有极大的普遍性，从平民到上层社会，从识字不多的人到“文化人”。我们看不到儒家思想处于象牙塔内，而是存在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。孙先生说“表面上，大家基本上都默认‘儒家文化’能代表‘中国文化’”，也承认“还没有更合适的替代文化”。这也说明，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存在于一个多民族文化大国，并且影响整个人类，这正是因为儒家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适宜生存和得到认可。 　　　　

　　所以，儒家文化不仅不是离消费者很远，而是很近，近得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的血液，正如马先生所说，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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